口述：小C
撰稿：Fay
刚开学一周，34岁的小C就忙得像个超人。
两个班加上尖子生培优小灶，一天内连着上了7节课，备课改作业一件都不能落下。先生也在同一所中学教书，而女儿幼儿园还没开学，每天只能带到办公室任她自己写写画画。
两个人上午都要上第四节课，一早就打仗似的把午饭定时好，衣服丢洗衣机，碗筷丢洗碗机，攥上孩子夺门奔出。上完课学生来问问题，兴致上来又多聊了一会儿，到家饭凉了只能热一热，饭后又立马杀去菜场买了菜。
最放心不下的是父亲，春节里感冒转成了肺炎，已经在医院住了好几天，虽然有母亲照料，晚上下课后还是心急地直奔医院陪陪父亲。
“我感觉肩上压的那不是重担，是炸弹好么？”小C说。
小C个子不高，留着齐肩短发，自黑体质，“今天换了教室上课，突然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穿着十公分的高跟鞋还是只能写到黑板的一半。理论上我已经解决了腿短的问题，可能还是手短吧……”
她的手机铃声可能来自Bigbang或者Maroon 5的新歌，偶尔课间时分响起，讲台底下就会齐齐发出哇的一声。学生们喜欢听她的课，也喜欢在课后跟她聊学业及未来的规划。“我祸害很多学生去读数学，其实我经常跟他们说数学有害健康。”
小C老师的学生们会对她说：
“每次课间操后你上第三节，都会带了早餐在我面前吃……”
“有一次你破天荒穿高跟鞋，结果鞋跟扑街了……”
“我现在也大二了，虽然学数学的第一年真的遇到蛮多问题的，不过也都顺利度过了，现在想想觉得当时的决定没有错，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您这么棒的数学老师，还可以跟我的学生说我以前的数学老师有多厉害！”
小巷深深 摄影：渊源
“我是听话的孩子，所以我回来了”
90年代初的泉州，大马路总共就没有几条，城区很小，每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是大大小小的摩托车。那年小C考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从家到学校，自行车不过十分钟，路上总能碰见一起骑行的同学。
夹在两层低矮骑楼中间的中山南路，树永远是绿的，空气温润而潮湿。一个右拐就进了打锡街，它跟中山中路连起来构成了当年最繁华的商业街，一个个门脸并不大的店铺紧挨着售卖这个城市的时尚。再闪过两个弯儿，进入一条狭窄而蜿蜒的长巷，那所著名的中学就在小巷的中段。
当年的高考是考后估分报志愿，由于考前生病状态不好，小C为了稳妥实现大城市的名校梦，保守地在提前批填上了北京某师范类院校的定向生，最终被录取。这个结果也让父母非常高兴，要求毕业后必须返回原籍的“定向生”身份，保证了小C四年后可以回到身边，原本他们强烈希望小C报考省内甚至是泉州本地的高校。
那时的小C对“定向生”对未来的影响还没有概念，想到要第一次离开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第一次独自一人坐着火车北上，第一次要跟天南海北来的人同住一屋，她对一切未知充满了兴奋。
初秋的时候，北方这所大学的数学系多了个南方小城来的小个子女生。离开泉州来到大到仿佛没有边界的北京，小C有几分忐忑。不过新鲜感很快代替了不安。清朗的秋日里，校园两旁的银杏树不断洒落金黄色的叶子，连朴素的数学楼也被红叶爬满，阳光打在金黄色的校园上，小C第一次非常真实地感应到了“一叶知秋”这个词。
银杏、初雪、乌鸦、公共浴室，这些初来的惊喜或不适很快便被学业淹没。数学系的课程艰深而繁重，数学分析、代数学基础、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实变函数、微分几何、数学模型、泛函分析、拓扑学、偏微分方程……外系的人光看一遍课表就晕了，数学专业的人则必须沉下来进入这套抽象的系统，在四年中逐渐体会到数学之美。
繁重的课业，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小C基本保持了中学学习的节奏，大学四年年年拿奖学金，三好生、优秀毕业论文一样都不拉。除此之外，她还尝试了这座巨大城市里面的各种兼职，最终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社外编辑工作让她以为自己找到了梦想中的职业。她常常忘记自己是个毕业后就必须离开的“定向生”，内心认定将来一定会留在北京。
直到有一天，在学院贴出的保研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小C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身份问题。
按照“定向生”的规定，如果小C要继续留在学校深造，必须要先补缴一笔几万元的培养费，解除定向协议。作为独生女，父母一直期盼着她能回泉州，所以当小C提出希望继续读研时，她听出了父母的迟疑。
父亲告诉她，家里刚买了房子，短时间里没有办法再去筹措到这笔培养费，并且留在大城市也不一定会更好更幸福嘛。小C明白，除了经济上的因素，父母更害怕她决意留在北京，在这个关口，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劝服女儿。
小C还想到了借钱，脑海里轮了一圈还在上学的同伴们，没想出来跟谁可以借到这笔钱。面对父亲的反复规劝，小C退却了，对未来她也没有把握，无法说服父亲留在大城市就一定会更好。
她几乎是哽咽着将出让名额的决定告诉了教务主任。过两天，教务主任又打来电话很耐心地询问她，保研名额增加了两个，要不要再考虑一次？电话这头的小C几乎崩溃，委屈和无力感让她无法自制地哭泣。
放弃保研名额后，小C还是不太甘心，尝试往厦门投了简历，希望这个离家近一些的地点，能平衡工作发展和照顾父母的责任。
厦门最好的中学给她递了橄榄枝，联系人说，她有几个大学同学都已经确定签约，并且这些同学都向学校推荐说她很优秀。但去厦门工作依然不是回到原籍，最终还是绕不开解除定向协议、支付培养费补偿的问题。一切又回到这一步，她无力解决。
“我是听话的孩子，所以我回来了。”对十几年前痛苦的放弃过程，小C做了这么句总结。
中山南路 摄影：渊源
回家教数学的“好学生”
回到家乡，找工作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在泉州，中学教师这个稳定且社会评价高的饭碗，很多师范毕业生挤破脑袋想端上。小C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在找工作上提供不了帮助。小C通过各轮筛选、面试来到了现在的单位。
相对于本地师范院校对教学基本功扎实的训练与实践，母校的教育并没有预设学生未来一定会从事教师职业。所以进入实际的教学活动后，小C成为了进入状况最慢、最手忙脚乱的那一个。
第一年教高一，小C比学生大不了几岁，个子小巧的她混入学生中，学生直接说：“老师，我都比你成熟吧。“有一回，有个学生直接在课堂上指责小C讲课太慢。她不知如何面对学生的指责，当场傻掉，装作没听见继续讲课。
陌生的环境，周围关注的目光，小C隐约感觉到怀疑的声音，害怕被人看穿自己没有经验，更害怕别人私下带上对母校的判断。她不敢松懈，每天埋头备课，课后紧追学生作业，经常赶不及吃饭就在办公室吃泡面。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给小C疲惫的内心来了个重锤，学生们成绩平平，相比起她的预期，甚至可以用很差来形容。突然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学生的对话：“跟着C老师学，好累好没意思。”这句话是如此刺耳，小C感到一阵心慌。
在学生时代，她总是勉励自己要做到最好。但这一回，学生们似乎不领情。她没料到这所学校刚上高一的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满堂灌的结果只会让学生直接对数学丧失信心。她决定先放一放对成绩的功利心，课后主动找到学生聊天，寻找适合他们的目标。
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小C带的班级成绩提升了一大截。
但这样的惊喜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期末大会宣布下学期人事安排，小C被安排再教一年的高一。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小C当场飙泪，回到家里继续哭，几乎伤心了一整个暑假。
尴尬与羞耻塞满了新手教师的脑海，却没有提供退却的选择。
泉州街头，摄影：渊源
小C开始频繁跑去听资深教师的课，每天把例题翻来覆去地做，同类问题整合在一起，并给出不同的变式和解决方法。仔细推演每一个点如何讲解学生容易接受，甚至抱着电脑在学姐家里的沙发上，为一个难点讨论到凌晨一点多。
在讲解指数型函数时，她给学生讲起了SARS期间的经历。那时她和大学同学带着口罩泡在机房，利用疾控中心每日公布的数据，建立确诊病例数与时间的指数型函数关系模型，尝试预测疫情大致的结束时间。讲完后，小C把当时做出的两个函数改为简单例题，学生完整地跟着小C走了一遍当年的预测过程。
台下一双双还未完全褪去稚气的眼睛专注地仰望着她，她第一次从学生的眼神里感觉到了意犹未尽，也好像接收到了大学时代的自己穿越时光传递而来的鼓励。
偶尔热情也会遭遇冷水。小C对教材中的一节内容非常喜欢，反复研究后整理出来一篇手记，兴冲冲拿给一位前辈指点。“你提出的这些东西书上没有，书上没有的内容怎么能随便说呢？”面对前辈沉下来的脸，小C没敢再吱声，黯然把手记塞回了包里。
两年后，小C以这篇手记为基础讲解的课程，从市里到省里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收获了一个全国奖项。
小C渐渐感受到上课这件事的回报。成就感不仅仅来自成绩排名或者得奖次数。跟学生们在一起，了解真实的他们，付出情感，他们就会报以单纯的信任和真诚的喜爱，这些都让她觉得，自己的青春仿佛没有走远。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尘埃落定，和对改变的向往
去年暑假，小C带着6位学生去北京参加一项中学生数学建模赛事，她从小窗窥探答辩现场，赫然发现台上站着的是自己的学生，台下坐的是自己本科的建模老师还有毕业论文答辩老师。
毕业十年间的种种，似乎都装进了这一幕中。
答辩结束后，走出的老师居然认出了她。“刚才那几个泉州的学生都是你带的吗？真的很不错，不愧是我们数学系培养的老师的学生！”欣慰和心酸同时涌上小C的心头。
收获的认可越来越多，遗憾和离开的念头却好似炭火之中的火苗，不可见却从未熄灭。
假如当年留在了北京，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呢？如果人生曾经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念头就会不时冒起，即使眼下的生活也不错。
回到泉州后最明显的好处，是在生活上可以跟父母相互照料。但前年父亲的一次手术失败，却让这个好处也变得令人疑心。术后医生提到了可以去上海做这个手术，小C觉得要是自己留在了大城市，也许可以为父亲争取到更好的医疗资源和条件。
泉州图像，摄影：渊源
小C的大学同学、校友大都留在一、二线城市就业，极少回到家乡工作。回到泉州的十几年间，大学认识的朋友基本都丢了。“我大学跟没读一样。”不过年少时要好的伙伴们都留在了泉州，友情的版图丢了一块，但并不缺少温暖和欢乐。
每到寒暑假，小C都喜欢外出旅行，有时跟家人朋友同往，有时是自己出发，路上总能碰见各种好玩的驴友。“我想到处玩，就是怕自己关在这个小城市太久了，变得没眼界。”想到还有长长的待出发清单，就是件振奋的事。
虽然工作上积累了很多成就和口碑，但是经验和能力的提升并没有给个人收入带来明显的改观。三线城市教师的薪资跟大城市差距巨大，即使跟隔壁的厦门比，也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在小城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上班族，放弃体制内的保障是一场无人支持的冒险，奋力跳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近几年评职称越来越难，评聘时各显手段堪比宫廷大戏，“累觉不爱，基本放弃评高级了”。
偶尔小C也会在家人面前流露出对大城市的向往，抱怨泉州狭小的关系网和匮乏的机遇，父母会因此不太开心，甚至会说：“我知道你在怪我们没用。”往事就像一根深埋的刺，不能也不忍心轻易扰动。
小C并不想将遗憾归罪于父母，无论如何，当初回来的决定自己是接受的，也无法去责怪年少时不够坚定的自己。先生是个温和阳光的人，深知小C心中的困绊，每到此时，他总会笑着打趣小C：“没回来你就碰不到这么好的老公了啊。“
其实大学毕业几年后的夏天，小C曾带着念想回过一趟北京，她被很周到地安排住进母校最新的宿舍楼里。陌生的宿舍楼，熟悉的铁架床，躺在上铺看着师妹们在房间里走动，很是亲切。但小C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记忆中的美好，可能真的是回不去了。
传说中的中年危机步步逼近。一面是仿佛早已尘埃落定的生活，一面是放不下的对改变的向往。
“我想过无数次离开，但没有勇气走出去，也不敢跟家人说。也不知道孩子怎么办。”小C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