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联合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搜狐教育主办的 “振兴乡村教育公益论坛暨《大山里的未来学校》新书分享会”于在北京北京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举行。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土地制度与发展、城乡互动方面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活动上以《赋予农三代平等教育权》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刘守英谈到，随着80后、90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农二代”们离土、出村、不返农，促使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
刘守英认为，中国迁移革命带来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但这一场流动是不关心孩子教育的。“之前我们只关注了乡村的留守儿童，但是没有关注进城的流动儿童。所以大家看，2015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是3426万人。这些孩子在城市是怎么样的？”
刘守英表示，农二代在城市的居住权和农三代在城市的教育权，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如果这个基本的权利不解决，这会是未来社会断裂的一个导火索和引线。
以下为刘守英演讲全文，内容有删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伟大的变化是由农民开始。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小农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是被困在土地上的。
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有17.8%，80年代中国城镇化没有真正开始，主要是乡村的工业化，有大量的乡村企业。中国城市化从90年代开始，90年代整个中国的城镇化加速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一个乡村社会变成了一个城市化的社会，这是非常大的一场革命。
这个革命是人口迁移的革命。沿海地区快速发展以后，大量中部地区的农民先从中部的农村往沿海地区迁移，西部地区的农民再继续往东部地区迁移。另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第一个特征是，推动中国这一场迁移的力量是农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往东部走。整个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在2000年时是2个多亿，2019年将近有3亿的农民在推动这个社会结构的转变。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这场迁移已经在发生一场代际革命。40、50、6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中国农民，当年在迁移以后，现在基本上是回到原来的乡村，而且这些人在城市打工就业时也没想着要留在城市。他们的孩子当时基本上是不跟着父母出去的。
80后农二代现在是迁移的主力。整个流动人口里面，80后人群已经占了62.3%，也就是说现在整个中国迁移的主力是农二代了，就是80后。
年龄构成可以看到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整个主力，90后占21.1%、80后占26.4%、70后占24.2%， 80后是整个农民工的主要构成。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二代不回村。现在我们讨论乡村振兴，我一直在批判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我们长期搞三农的人对于农民是带有一种苦难的关注，但是现在非常浪漫，觉得我们整个人都会回村，乡村有很美好的机会，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现在农二代回乡主要是因为他的孩子在城市上初中上不了，孩子的母亲陪孩子在本镇租房或者是买房读初中，然后高中期间因此不能在流入地上学，必须部分举家到县城去读书、买房、租房。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整个农二代回到原来村庄的现象。
可以出，这一场对中国发生历史转型的迁移革命没有完成，而且城市化还是未来主要的趋势。另外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二代和农三代如何在城市享受权利。
1982~2015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迁移革命带来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但这一场流动是不关心孩子教育的。之前我们只关注了乡村的留守儿童，但是没有关注进城的流动儿童。所以大家看，2015年中国流动儿童规模是3426万人。这些孩子在城市是怎么样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2020年，全国人户分离人数相比2010年增长了88.52%，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总流动人口增长69.73%。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家人不能在一起流动，一部分往外走，一部分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社会撕裂成什么程度？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跟父母居住的流动人口，现在比例是在下降的。孩子跟父亲或者是跟母亲在一起居住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种分离的状况。上个月我回到洪湖老家，看到的情况是农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镇还有10几个老人在，然后孩子找不着了，基本上就是集中居住在镇上或者是县城的学校，家长就是在广东沿海地区打工，所以是这是人户分离的状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教育部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另外是外出农民工及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数量变化。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已超过1400万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上亿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一个是家庭问题，另外是社会的问题。我也调研过很多初中阶段回乡读书的孩子，对于离开北京他们是很痛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失落。他出生在城市，但是他现在必须要回去。另外城里的孩子也很失落。我问过很多北京的孩子，他们就说我们最难受的是初三毕业典礼时，老家在河南、安徽的同学将近一半要回到老家。他们讲这叫“生离死别”。现在很多孩子回乡后存在心理问题，回去不能够适应。新生代这些孩子，因为务工工作与家属随迁而流动的比例接近7成，20.3%的00后出生在流入地，50.9%的“10”后出生地在流入地。1982～2015年6周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
这是流动儿童学龄阶段的占比也反映出了他是非常低的。另外6-17岁流动儿童的在校率。学生的总数，小学随迁子女的占比到2019年是9.6%，初中是8.1%，高中是6.3%。
现在整个流动人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不断居高，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城市里留下来。中国代际革命和整个农二代、农三代孩子教育权利的平权可能是我们未来重大的社会问题。长期的公共政策主要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面有就业，现在我们在解决户口制度的时候，实际上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没有高度重视。
从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研究来看，他们的认识比我们有一个更深的高度，他们是把城市权利作为一个基本的权利。城市权利是居于首位的权利，是关于城市市民的权利，包括进入城市的权利、居住在城市的权利、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支配财富的权利、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以及改变和更新城市生活的权利。所以城市权利是每个人本应具有的在城市空间自由进入、体面居住、公平教育、社会保障以及融入、改造城市的权利。这是权利问题，而不是施舍的仁慈。
图：农民工希望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主要原因（%）数据来源：张翼（2011，《中国人口科学》）
当前，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2011~2019全国各教育阶段学生招录情况。教育层次越高，农村随迁子女进入比重越小
我们看到一个调查结果，2011年整个农二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比例比农一代还低了6.58个百分点，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一代的1.25倍。2012年农一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子女的1.33倍，进入打工子弟学校的可能性是农二代的66.07%。2011年和2012年数据显示，分别有13.09%和18.72%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需要交纳赞助费。2011年分别有14.93%和11.77%的农一代和农二代为子女入学交纳了赞助费，该比例在2012年升至16.31%和15.31%。有不少随迁子女在流入地读完初中后无法继续升入高中。对于中国这一场已经既成事实的迁移革命和城乡转型来讲，农二代在城市的居住权和农三代在城市的教育权，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如果这个基本的权利不解决，这会是未来社会断裂的一个导火索和引线。重新认识乡村教育的价值，探索乡村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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