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冲龄即位，一切大政全委之于吕不韦。即位九年后，他发现青春守寡的太后的姘夫嫪毐谋反。叛乱迅即被秦王敉平。一年后，秦王免吕不韦丞相职位，后命吕不韦全家迁到边远的四川，吕不韦自杀。

与吕不韦罢相同时，秦国发生了“郑国渠”事件。郑国是韩国有名的水利专家，韩王派他去说动秦王修筑一条沟通泾水和洛水的水渠，以利灌溉，其真正的目的是增加秦军东征的交通不便和消耗秦人的民力，减少秦国对外战争的力量。这个工程背后的阴谋为秦人发觉，但秦王仍继续开渠，因为它确实对秦有大利。

▲ 秦朝主要交通干线

“郑国渠”事件引起秦人的警觉，他们纷纷献议秦王逐客，“客”就是外国人。秦王遂下“逐客令”，亦应被逐的李斯上书抗辩。李斯认为秦国由弱小而富强，完全是任用外国人之功。秦王信其言，取消逐客令。

秦王礼贤下士，对各国才俊非常尊重。魏人尉缭建议秦王动用三十万金去贿赂各国的权臣，破坏他们联合一致抵御秦国的计划，“则诸侯可尽”。秦王采用了他的计策，终能各个击破。他见尉缭时十分礼貌，“衣服饮食与同”。尉缭说：“我（尉缭）不过一平民，然见我时竟常待我如上宾，可见其用心之深。”

▲ 秦始皇

二十二岁的秦王能够戡定祸生肘腋的嫪毐的叛乱，并不简单。嫪毐内有大权在握的太后，外有相国吕不韦支持，权力大到“事无大小皆决于毐”的程度，如果不是秦王事前警觉，临事果决，焉能神速戡平嫪毐及其众多的党羽？处置吕不韦没有引发任何株连政局的剧变，足见秦王的手段圆通宽宥；能如此轻易地去除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权臣，亦足以显示秦王的政治长才。对李斯谏逐客的从善如流，对郑国渠的继续完工以及尉缭所叙述的节俭谦恭的德行，在在均足以让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是一个何等人物。

秦始皇顺应潮流，一切施政目标是天下大同，为生民谋永远福利，但仍为当时大众所诟骂和痛恨，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各国民族主义在起作用。多数人虽然希冀天下一统，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后的心理反应也很复杂。张良是韩国真正的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的是替韩国报仇。有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显示楚人对秦痛恨之深。秦昭襄王将楚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时，楚人全国哀悼，项羽入关后对秦的大肆报复，与这种心情有关。换言之，数百年政治思潮主流虽是大同主义，但亡国之恨、故国情怀很难顷刻完全从人们心里抹去。对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会被轻易忘怀的。

▲ 秦灭六国次序图

二、秦自商鞅变法彻底实行法治，一举而将贵族政治消灭，其政治结构、社会风气、人生价值，全部丕变。到前221年时，秦国已贯彻推行法治一百三十余年，法治成为秦的定型。其他各国在战国时期亦先后变法，但绝无秦之彻底。一旦秦制推行至天下，各地、各阶层的人自是极不适应。商鞅有孝公全力支持，在一国实施法治，最初三年也遭到强烈反对，后来虽然平服，孝公死后，变法已行之二十余年，反对他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可见变法阻力之大。天下各地的社会背景与人情风俗极其复杂，不似当年秦国之单纯，秦始皇不能因时因地制宜，又未必有如商鞅之能者逐步施行秦制，自然引起天下各阶层的强烈反感，但他们震慑于秦的声威，敢怒而不敢言，故怨声载道；秦廷加以强力镇压，自然会被视为残暴。

三、秦自封建国蜕变而出，有若干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仍不能完全摆脱，最重要的是仍按传统要民众为政府贡献劳力——徭役。国土小时，民众服劳役，往返数日，多亦不过十余日，多于农隙为之，所以徭役并不被视为苦事。天下一统后，疆土扩大，服役时行程有逾千余里者，往返需时太多，遂为民间极痛苦之事。行程辽远，淫雨洪水常成为不可预知的阻碍，而据秦法，误期者斩，这便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死中求生的原因。秦始皇求治心切，他自己跋涉奔波，每日必披阅一定分量的公事，勤政而不爱民。修驰道、筑长城、戍南疆、建设首都等，动辄役民数十万，过分使用民力，是天下沸腾、人心动荡的主因。苛政猛于虎，是大家共同的感觉。

后世之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视秦始皇为专制残暴君主的代表人物，原因如下：

一、秦始皇及二世享国仅十五年而亡，并无孝子贤孙长久促使无耻的文人去颂扬其祖先“圣德睿哲”“宽仁内蕴”“天质英毅”等“圣德”，又无争宠的佞臣芟削其丑恶谬妄的言行。所以关于秦始皇的评论，遗留下来的只有六国遗老宣泄其对秦深恶痛绝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有部分理由，有些仅是情感的发泄。再加上承继朝代的人们，必定要歌颂开国之君“宽仁爱人”、除暴安良的圣德，于是将一切丑恶猬集秦始皇一身，以宣扬卑陋不文的汉高祖的伟大。汉代收集秦始皇的“丑德”，甚至对他的身世，对他母亲的“败德”之事，均大肆渲染。

二、秦厉行法家政治而又国祚短暂。汉初是黄老之治，与法家思想是两个极端。汉武帝以后，则儒术盛行，大家都避免谈法治，主要原因是以秦为鉴，认为行法治会很快亡国。即令有人行法治，也是“貌儒实法”，表面上仍然要评责法家。因为法治受到后人歧视，厉行法治的秦始皇自然与法治分不开，变成一而二，二而一。“人治”从此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政治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个桎梏没有解除以前，秦始皇便得受人唾骂。

三、一般腐儒或者理想主义者，借怀古幽思之情斥责秦始皇。按孔孟美化古代，实因目睹当时之世，争名攘利，骨肉相残，鱼肉生灵，乃借古讽今，赞颂尧、舜、禹三代和周公之治，怀念熙熙和和、揖让有礼的封建时代。孔孟的动机，原是未可厚非，但后世未能深悉其理，将孔孟的美梦当作真实的历史去顶礼膜拜，认为秦废封建乃今世一切罪恶之源，遂诟病秦始皇之废封建。他们既然将“封建制度”当作最完美、最理想的制度，当然无法体会秦始皇为生民恒久享受和平之福的崇高理想，竟责骂秦始皇不恢复腐败的封建制为罪恶。

秦始皇最为后世所诟病和痛责的是“焚书”和“坑儒”两件事。仔细探求历史，我们发现真相并非传言中所说的那样。

首先说“焚书”。公元前213，秦始皇大宴群臣于咸阳宫。博士淳于越认为秦始皇贵为天子，“而子弟为匹夫”，一旦有人造反，“何以相救哉”！他的建议是恢复封建。秦始皇令大臣会议此事。

▲ 秦坑儒谷

丞相李斯提出自己的意见，大意是：“三代也不师法五帝，因为时代演变，各代情势不同，治理的方法迥异……昔日列国纷争，游士备持其所学，胡言乱语，不求实际。现天下一统，若仍任由各家私学用各种尺度去议论，去沽名钓誉，哗众取宠，造谣生事，如此则政府将失去威信，各人成群结党，天下又乱。”因此他主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我们分析一下这道命令，有五点值得注意：

一、各国的史书要全部被烧毁，这与“书同文”及天下一统有关联；

二、博士所主管的分内的书不焚。博士官所职，包罗《诗》《书》百家言，其所主管的分内之书是政府要保存的各类书籍；

三、“偶语”不是偶然之意，《史记集解》释为“聚语”，《史记正义》释为“对也”，能互相谈论《诗》《书》的很稀少，因此“偶语”大概是讲授之意，即聚众宣扬以古非今的理论；

四、“城旦”刑是白昼守城，夜幕筑城，刑期四年，罪并不重；

五、“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即博士及地方官吏均可读书，亦均有书。

换言之，即秦始皇的焚书令并非毁灭各家书籍，而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将《诗》《书》百家言的保存者加以限制，将学习的范围加以规范。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严禁以古非今者主张恢复封建。这绝不是后世所谓的文字之狱。

坑“儒”与焚书是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焚书坑儒”四字连在一起，似乎焚书与坑儒互为因果关系，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坑儒”之事发生在焚书之次年（前212），事情的起因是术士卢某（卢生）用荒诞神奇的言辞蛊惑秦始皇，要秦始皇隐匿其居住的宫殿，“无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听信了卢生的话，隐匿居处之地，只在咸阳宫见群臣。

秦始皇并未因此得到不死之药，卢生畏谎言被戳穿，乃与韩生和侯生商议后逃走，并传播了一些辱骂秦始皇的话。卢生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一统天下之后，更骄妄自大，每日必批阅一百二十斤文书，“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最后一句话全是为自己圆谎。

秦始皇自然大怒，将“方士”“术士”召集起来，加以审问。这些人互相告发，共得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将这些方士、术士全数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此事与焚书完全无关，且坑的不是“儒”，而是术士。

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后不到三年便去世，一年后陈胜起兵，天下大乱，故挟书律实际推行不久，且私藏书之罪不重，私人藏书仍多。《史记》载陈余“好儒术”，郦生“好读书”，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足见民间《诗》《书》仍流传。秦始皇坑术士之后，儒家照样被任用。陈胜起兵后，秦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征询意见，博士“皆引《春秋》之义以对”，似乎三十余人全是儒家，包括汉初著名的儒者叔孙通在内。后来叔孙通率领弟子百余人投奔刘邦，更足见所谓百家言均“火于秦”，秦始皇屠杀儒者之说是后世虚构的。

秦始皇并不是嗜杀之人。综观秦始皇一生，统一天下以前，平定嫪毐之乱，杀二十余人。统一之后，有一次他在山上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骑太多，评其“弗善”，有人告诉李斯，李斯乃减少车骑。秦始皇审讯侍从，是谁泄露了他的话，不得其人，乃将当时在身旁之人尽杀之。又有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派人搜查，不得刻石之人，乃将居住在石旁之人杀死。如此等等，大约都不会很多。

此外史书无一字记载秦始皇嗜杀，他对六国的后裔与贵族一律赦免，连当面提出复古建议的淳于越也无受处分的记载。与明太祖朱元璋屠杀了五万余朝廷官吏相比，秦始皇真应“自愧不如”。秦始皇并未兴任何文字之狱，也没有坑儒生，而是少数不屠戮功臣的开国君主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功绩卓著的秦始皇被他们以后的皇帝们所嗾使的文人所诬蔑与丑化，这一点是读史者不能不察的。

“二十五史”的著者良莠不齐，所以我们对史籍中的这一类记载要有适度的警觉性。许多记叙都要经过过滤透视，才能比较接近事实。对秦始皇的评估，也宜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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