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张中行先生对此事是这样评论的：“季先生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超过一般人。”

燕园曾有一景，可称之为“老人与猫”。一位老先生在户外散步，猫儿在他身边窜来窜去。土山上，池塘边，老先生走到哪儿，猫就跟到哪儿，时而还用茸茸的长毛蹭老先生的腿，张开嘴咬老先生的裤角。这就是在北大脍炙人口的“季羡林遛猫”的故事。季羡林先生数次饱含深情地为爱猫写下文章——《老猫》《咪咪》《咪咪二世》。季老说：“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同它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这些猫咪给季先生带来了无限的快乐，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多愁善感，甚至让先生参悟人的生死穷通，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怜惜弱小生命、至仁至爱的季羡林。

据张中行先生回忆，有一位书店老板，经由张中行先生帮忙，拿了十几本季羡的著作，到季先生家求签名。由于季先生名位太高，书店主不敢登堂入室，于是张中行先生把书拿进季先生家，书店主在门外等候。张中行先生向季羡林先生说明了来意，季先生毫不思索地说：“这是好事”，于是开签，边签边说：“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签完后，张中行先生急着走，因为店主在门外等候，季羡林像是一惊，立即跑出门，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谢谢。来人见过一些教授，但从未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一时间不知所措。

另据季先生的弟子裴晓睿回忆，每次他有事到季先生办公室或者家里去的时候，先生总是马上站起来，不管说多久，他都会陪着站在那里，没有一次是客人站着他坐着说话的。

先看两则季羡林先生的日记：

其一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吃了几块干点心，抄下学年研究计划，九点多去找阴，问他邓恭三的住址，说是在东昌胡同一号，去了，他已经出去了，从那里又到内务部街去看梁实秋先生，走进大门，一看门上糊了白纸，心里一惊，一打听，原来他父亲死了,我于是也没有进去。就到市场去，看了几个旧书摊，买了几本书，到润明楼吃过午饭，就步行回来，躺了会也没能睡着，刚起来吕宝东来，胡谈八扯，一直到六点他才走，我也出去又回到市场买了份《世界日报》，仍然回来，吃了两个小面包当晚饭，因为没电，就躺下。

其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早晨六点半起来，洗过脸，出去吃过早点，就到图书馆研究室去，念《方广大庄严经》，九点多到北楼系办公室去，九点半十一个回教学生去，我看了看他们选的课，他们就走了。十点去听周祖谟的古音研究，十一点下课，到办公室坐到十二点，就到理学院去吃饭，吃完回来看了看，又回到图书馆念《方广大庄严经》，三点半到东四邮局送了两封信，慢慢地走向南去，走过一个拍卖行，进去看了看拍卖的情形。走到青年会看了一个画展，四点半到袁同礼家里去，陆续到的有冯至、毛子水、郑昕、郑华炽，我们讨论中德学会存留的问题。六点出来到市场润明楼吃过晚饭，到东来顺去，任继愈请客，我不高兴吃，所以先吃了。看他们吃完，一同回来。

第一则日记，读到“就到市场去”时，我以为接下来会是买赙仪再登门吊唁，谁知下面是“看了几个书摊，买了几本书，到润明楼吃过午饭……”

而第二则日记，“六点出来到市场润明楼吃过晚饭，到东来顺去，任继愈请客，我不高兴吃，所以先吃了。看他们吃完，一同回来。”

看第一则日记，去人家拜访逢人家丧事，不进去说句“节哀顺变”之类的话，转身去逛书摊去了；而看第二则日记，真不知道是任继愈那几天得罪了季羡林先生（巧合的是，数十年后，二位老人于同日离世，携手黄泉），还是饭局中的其他人让老先生不爽，抑或是季羡林先生实在不喜欢人多的饭局，反正“我不高兴吃，所以先吃了”，而且还要“看他们吃完，一同回来”。我想当时一定还没流行“情商”一词，否则以季先生种种之“奇葩”举动，情商一定会被判为负数。而这，恰恰体现了季先生之率真，一位不谙世故、全无心机的青年学者形象，跃然纸上。

在世人印象中，季羡林先生是一位慈眉善目、温厚平和的老人，但他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 “文革” ——面对北大飞扬跋扈的“老佛爷”的倒行逆施，季羡林忍无可忍“自己跳了出来”，请看他在《牛棚杂忆·自序》中的这段描述：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

其实早在“文革”之前，季先生的“犟劲”就已初露峥嵘了。当时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批到了季羡林的恩师陈寅恪时，虽经别人再三“动员”，季羡林始终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晚年忆及，季羡林说：“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名为“再三动员”，但实际上没有参与批判陈寅恪，季羡林顶了多大的压力，对那个年代稍有所知的人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现代曾有两个身居高位的“乔木”——乔冠华与胡乔木，这二人同是季羡林的朋友，同从未曾因自己身居高位而向季羡林这位老朋友 “摆官架子”。但看看季羡林怎么对待这二位朋友：“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胡乔木得到了好大米、鲜螃蟹，总是能想到季羡林，派人给他送一些去，但季羡林从来没有投桃报李给乔木送过东西；胡乔木经常去季羡林家看望他，但季羡林从未去胡乔木家看望过胡乔木。后来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季羡林得知后才决定“破例”去乔木家探望，但乔木无论如何不让季羡林先生破这个例。直到要诀别的时候，两位相交了六十余年的老友才在医院凄然话别。乔木逝后，季羡林先生撰文深情怀念：“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

“文革”中，季羡林先生受到批斗与毒打，离“鬼门关”只差一步之遥。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季羡林一度成了燕园中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没有哪一个敢或肯跟他说一句话。浩劫过后，季羡林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又是宾客盈门。而季羡林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他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对此季先生这样解释：“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2006年，季羡林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季先生的品格，体现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每一篇文章里，这是先生留给世界最宝贵的财产，读之既可增长知识，又能丰盈内心，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想，这正是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历久弥新、让人反复品读与回味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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