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解密档案：蒋介石为什么决定拒和、应战？

80年前的今天

卢沟桥枪声响起

中华大地再无宁静

······

全民族八年顽强抵抗

3500万人惨重伤亡

血与泪的国耻不容遗忘

来之不易的和平需要珍视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卢沟桥，全面侵华战争由此肇始。此后，大半个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中华儿女不顾生死，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我们不曾经历过那样的年代，或许我们无法亲身感受当时的惊心动魄，也无法深刻体会当年局势的瞬息万变，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文字中窥探一番当年的景象。跟随《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也许我们能更加走近“七七事变”中的蒋介石。

国内“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人”，三十余年细心访求，借助蒋介石日记、相关档案与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揭示历史真相，带你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1］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2］。

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再无妥协机会。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又称“庐山谈话”），正式宣布对日作战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3］。16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4］。18日，通过魏道明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5］。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6］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7］

淞沪会战（1937.8.13~1937.11.12），是中日战争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继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此次战役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图为蒋介石亲赴淞沪会战前线督战）

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孟麟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向蒋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9］。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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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认为，日军挑衅，意在夺权卢沟桥，“此为存亡关头，万不使失守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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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得知日本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全国政界与产业界拥护阁议，感到“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日下午，与汪精卫商谈时局［11］。同日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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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2］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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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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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日记云：“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15］当日决定核发战斗序列。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16］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但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之族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17］。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18］。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式非常危急。11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宣布迁都重庆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19］。

［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8日。

［2］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20页。

［3］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1。

［4］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6日。

［5］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8日。

［6］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0日。本函所述，徐永昌已在19日的会上作过口头陈说。

［7］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4日。

［8］ 参见拙作《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30～42页。

［9］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598～1612页。

［10］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0日。

［1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2日。

［12］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31页。

［13］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6日。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7日。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19日。

［1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7月27日。

［17］ 《本月反省录》，《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31日；《困勉记》系此于1937年8月4日。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7日；参见同日《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7年8月13日。

（文章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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