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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凭借《窃听风暴》斩获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在12年后推出了《无主之作》。

该片于2020年代表德国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并成功入围。影片借用了德国最受敬重的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的部分人生经历，以“传记”形式为主线讲述了一位出生于纳粹家庭、成长于民主德国的年轻人的故事。医学、基因、生育伦理，这些在今天仍属于敏感的话题，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沉重的讨论。

影片中，在纳粹统治时期，库尔特的姑妈因被诊断为“青年妄想症”，被强制关押治疗，并被认定为是携带“劣等基因”的人。

随着战事的拉锯，医疗资源日趋紧缺，医生被赋予了“死神”的特权：他们重新划定已被绝育的病人，档案上被划上红色加号的则被视作“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于是，库尔特的姑妈不仅失去了子宫（生育的权利），也失去了生命（被纳粹分子执行“安乐死”）。

库尔特的妻子也难逃厄运。库尔特的岳父，一名极优秀的妇科医生，认为库尔特的父亲基因中的脆弱敏感是“劣等基因”，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携带这样的劣等基因，于是用谎言蒙蔽自己的女儿，亲手为女儿做了绝育手术。库尔特的妻子痛苦不已：“一个医生应该治愈病人，他应该这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尔特的妻子和他的姑妈同名，而审判她们、剥夺了她们的孩子的“行刑者”，也都是这位西班德教授。

正如电影《无主之作》所反映的历史，纳粹德国用所谓的“劣等基因”，歪曲了遗传学的事实。

由于所谓的“劣等基因”绝大多数被视为负面的，并且当时的人也不知道有什么改进办法，20世纪初的一些遗传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认为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或者是被假定携带这些特征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显现出这些特征）应该被禁止生育。

这类主张汇集在一起，松散地组织成了一场被称为“优生学”的改革运动。其主要鼓吹者，美国人查尔斯·达文波特在1910年对“优生学”下了定义：“通过更好的选育手段来改善人种的科学。”

通过应用孟德尔遗传法则和家族谱系分析，“优生学家”经常作出极其简单化的结论，认为某一基因或者某几个基因控制着复杂的社会行为和精神特征。“优生学家”觉得，他们可以通过简单地消除致病基因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应用前沿生物学解决社会顽疾的前景所鼓动，这些社会问题看起来是传统改革手段所无法解决的。

《生命科学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在纳粹统治下，这些医者用人体进行实验或用“劣等种族理论”为纳粹奴役、屠杀数百万人类的罪行开脱。这种担忧产生了一个从前在任何层面上都未被讨论过的问题：科学家在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使用上负有什么样的责任？独立的科学家个体是否要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所应用的方式和程度负责？是否该要求科学家对资助研究者的目的进行调查，或者像更传统的方式那样，认为科学家的主要责任就是生产合理、可证实的研究结果？如果科学家们的动机无可挑剔，是否他们就没有责任了呢？

实际上，科学研究工作中产生道德伦理问题的例子非常多，它们往往伴随着非常严重的争议。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医生和研究者需要知道如果不加以治疗，病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美国公共卫生署于1932年启动了这一项目。医生和研究者带有偏见地选择了非洲裔美国人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甚至以欺瞒的方式故意取消了对病人的治疗措施。《生命科学的历程》作者、科学史最高荣誉获得者加兰德指出，“这项研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做法隐含的恶劣的道德影响”，“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就像很多处于同一时代的纳粹德国的医生和科学家一样”。由此可见，如果科学家想要承担起责任，预防科学研究成果在未来被滥用，是不能回避这些引起争议的道德问题的。

从暴露在公众视野下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以及一些道德伦理反思不那么显著的人体实验案例中，医学研究者已经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但是不论科学家还是公众都不能就此满足，认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再也不会重演。在任何研究中，研究者的权利和参与研究的受试个体的权利一定要反复权衡。

科学家很容易陷入对研究事业的狂热，从而忽视了对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的考虑，忘记了受试者是会恐惧、会担忧和有权利的人。伦理不是科学家只在闲暇时才会想起的哲学爱好，它必须是研究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层面，和本书之前所讨论的其他内容一样，是科学历程的组成部分。

别回避它们，就像库尔特的姑妈告诉他的那样：“别把目光移开，所有的一切，只要是真实的，就是美好的。”

部分文字及图片选自《生命科学的历程》第五章 科学的社会环境：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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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姚骄桐、张舒静

图片来自：电影《无主之作》、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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